在经济法领域提到“社会责任”，很多人会联想到90年代以来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最早发端于美国，所以很多人把经济法学界提出的社会责任本位，误解成了舶来品。事实上，早在经济法发展初期，我国著名经济法学家刘文华教授就正式提出了经济法应坚持“责、权、利、效”相结合的原则，并逐渐发展成了“经济法社会责任本位”思想。刘文华教授这一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与其对在经济法学上的深刻造诣分不开的。

中国经济法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而生，“经济法社会责任本位”的观点也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前进形成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方针。随后在1979年7月1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之后又颁布了大量的经济法律法规。经济立法是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的。在“搞活经济”的口号下，企业利润最大化成了很多人追逐的目标，许多企业、个人甚至为了“利润”不择手段，铤而走险。

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在关注国家、个人利益的同时，开始关注社会利益；在关注经济权力（权利）、利益的同时，开始反思义务、“社会责任”。学界为此展开了一场辩论，针对很多人主张“企业的首要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的观点，刘文华教授则主张企业的首要目标应是承担和实现社会责任。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这就要求经济体制改革不能脱离国家、人民的利益，必须把社会责任作为首要考虑因素。

“经济法社会责任本位”思想的提出在经济法学发展上有其必然性。在经济法产生伊始，其与民法和行政法的争论便非常激烈。在争论的过程中，刘文华教授等经济法学人对民法主张的“个体权利本位”和行政法主张的“国家权力本位”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传统民法理论中，总是以权利为主导的，义务只是消极、被动地适应权利的需要而存在的。这种理论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保障其独立自主性，有其巨大的作用。但如果把整个国民经济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这种“个体权利本位”思想的局限性便暴露出来了，它往往片面强调权利、自由、当事人意思自治，而忽视了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承担责任。虽然现代民法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开始重视社会、国家利益的保护，但如果民法把重点转移到这些方面，那就不是真正的民法了。所以，对整个经济领域而言，“个体权利本位”的思想是不可取的。而行政法主张的“国家权力本位”往往片面强调国家机关的意志，忽视企业和社会组织应有的权益，也不足取。只有从经济全局出发，综合考虑社会、国家、人民利益，坚持“社会责任本位”才是必然的选择。

 “经济法社会责任本位”思想的提出有其主观必然性。刘文华教授195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将近20年都在基层锻炼，这20年恰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将理论和实践很好结合的机会，也使其对中国的经济现状和经济法学有着非同常人的理解。作为中国经济法事业的先驱，他克服困难，潜心钻研。先后倡导了“纵横统一论”、“分合论”、“社会基本矛盾论”，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经济法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确立了一整套经济法理论观点和体系，在经济法学界独树一帜。而“经济法社会责任本位”思想也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和各种理论争论中慢慢形成，是其深厚法学功底的结晶。

刘文华教授经济法社会责任本位思想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萌芽阶段（1982-1985）。刘文华教授是中国最早的两位经济法博士生导师之一，早在1982年其给学生上课时，就提出了“责、权、利、效相结合”是经济法特有的原则，“责”指经济责任、经济义务。“权”，就是经济权力、经济权利。“利”是指物质利益，“效”是指经济效益，广义上也包括社会效益。具体要做到责字当先，以责定权，以责定利，责到权到，责到利生，效是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经济法教研室编著的《中国经济法教程》（1985年7月版）中，他进一步指出“责、权、利、效”相结合的原则应该成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比通常所说的与经济责任制直接相联系的责、权、利、效的范围更要广些。经济法的“责、权、利、效相结合原则”是在全社会经济生活中都必须贯彻和体现的一项原则。这一思想和经济法社会责任本位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个阶段（1985-1988），具体提出阶段。在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经济法教程》（潘静成主编，1987年7月第1版，第41页）中他具体提到了社会责任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个组织首先必须尽责，为尽责而行权。责权二字不应颠倒。传统民法理论是在一切方面都贯穿“个人权利本位”思想的，它们一向是首先强调当事人的权益，甚至把它上升到“绝对权利”的高度。这一点在反对封建专制、反对人身奴役的历史进程中是起了进步的积极作用的。但是这种“个人权利本位”思想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对广大无产者来说，只不过是一种骗局。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民法反对资产阶级的“私法自治”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遵照列宁的教导，不承认公法、私法之分，把民法列入公法范围并在立法和法理上重视权、责之间的关系。但却没有根本上转到“社会责任”的中心思想上去。

在《中国经济法基础理论（1987年手稿）》（学苑出版社出版，第90-91页）中，他更加明确的提出，社会责任本位，是经济法的主旨思想。经济法是采用社会责任本位的。经济法认为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必须对社会负责，也就是都必须以能否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作为自己进行经济活动的最高宗旨。

第三个阶段，完善阶段（1989至今）。1989年4月，在《经济法教程》（第三次印刷）中，他进一步提出，就社会经济关系整体而言，特别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期，这两种模式（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权力本位模式”和以企业组织为中心的“个人权利本位”模式）都有其局限性，都很难全面兼顾国家与企业两类物质利益实体的利益和很难统一协调它们之间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经济法主张“社会责任本位”。国家与企业组织都要对社会负责。不能把它与只要企业尽义务的“义务本位”混淆。“社会责任本位”模式要求把国家意志与企业组织的意志结合起来，把它们的利益兼顾起来，把在它们之间发生的纵向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协调起来。

1995年，在《中国经济法教程（修订本）》中，他对“经济法社会责任本位”又做了更为完整的阐释，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是以社会责任为最高准则的。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必须对社会负责，亦即都必须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负责。在对社会共同尽责的基础上，处理和协调好彼此之间的关系。“社会责任本位”绝不是不讲权利，只讲责任。相反，这一理论思想是最坚决的全面贯彻权利义务相统一原则的。它只是强调要正确理解设置权利、义务的出发点和基础，正确理解权利的来源和获取条件。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要首先对社会尽责，在尽责的基础上享受权利、获得利益。

就此，刘文华教授关于“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责任”是贯穿于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始终。是经济法法的主旨思想和最高准则。脱离的社会责任本位这一前提，经济法便不成其为经济法。

（2）“社会责任”既是义务也是权力（权利）。经济法主张行始权力（权利）与承担义务、责任是互为条件的。“社会责任”不是绝对的增加经济法主体的负担，只强调义务的“义务本位”，而是要把权力（权利）和义务、责任结合起来。经济法主体在行使权力（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起对社会负责的义务、责任。只有在对社会尽责的前提下，才能更好的行使权力（权利）；也只有在充分行使权力（权利）的前提下，才能更好的为社会尽责。

（3）“社会责任”的承担和“享有”主体是广泛的，而不仅局限于现在提的最多的“企业社会责任”。它包括国家、集体、企业、个人等所有经济法的主体。这些主体都必须对社会负责，承担和“享有”相应的社会责任。在经济法的范畴里，“社会责任”是普遍发生作用的，而不是仅对特定主体其作用。

（4）“社会责任”不仅是道德的范畴，更是法律的范畴。经济法的社会责任本位，就要求经济法的主体在进行经济法实践中，时刻遵循“社会责任”这一标准，对社会负责，在尽责的基础上享受权力（权利）和利益。但这一标准不是遥不可及的，是任何经济法主体都可以通过一定方式和程序实现的。经济法治为经济法主体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依据。

实践中，“经济法社会责任本位”思想已经贯穿到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法治的始终，并实实在在的指导着经济法理论和实践。比如中共中央先后出台的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等重大决策，将改革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调整完善政策等方面。经济立法也把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社会利益等列入首要考虑的原则。这都是“社会责任本位”思想的体现。             

当今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各个主体彼此之间的权力（权利）和义务的配置和分配，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最终会决定社会是否能够良性运转。美国法学家约翰–罗尔斯所说：“一个社会制度的公正与否，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经济法社会责任本位”则为社会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提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和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