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垄断法》关于垄断协议豁免的条款载于该法第二章第十五条：

“经营者能够证明所达成的协议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本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一）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的；（二）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统一产品规格、标准或者实行专业化分工的；（三）为提高中小经营者经营效率，增强中小经营者竞争力的；（四）为实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的；（五）因经济不景气，为缓解销售量严重下降或者生产明显过剩的；（六）为保障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正当利益的；（七）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从实践的角度看，垄断协议的豁免是指经营者之间的协议、决议或者其他协同行为，虽然有排除竞争、限制竞争的影响，但该类协议在其他方面所带来的好处要大于其对竞争的不利影响，因此对其豁免。下文从法律价值评判的角度逐一解读第一项到第七项所规定的豁免。

1．该条款的一、二两项豁免涉及的是协议行为能否促进市场效率的问题。尤其是第一项豁免标准，它豁免了旨在改进技术和研究开发新产品的协议。事实上，这些都是正常竞争中形成的合法利益。第二项实际上列举了效率的各个方面，例如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统一产品标准等。由于我国企业对新生的《反垄断法》仍很陌生，因此向它们尽可能详细地列举出豁免标准是有益的，这比抽象的豁免规定要好。这有利于企业的守法经营，有利于社会经济利益的整体提升，也符合立法者的主要目标。然而，剩下的五项豁免标准就有可能存在规定过宽的风险，恐怕不符合消费者的利益。

2．虽然第三项豁免规定看起来有一定道理，但是提高中小企业的经营效率这项目标本来已经是第一和第二项豁免的题中之义了。而且，中小企业都是市场上的小型竞争者，这些企业所达成的协议本来就不会产生限制竞争的效果。当然，德国竞争法也有相似的规定；“为提高中小型企业竞争力的限制性协议可以得到豁免”。法国竞争法类似的规定是：“旨在改善中小企业关联的某些协议可以按照《商法典》的法律予以豁免，”但前提是要得到竞争理事会的支持决定。不过，两国竞争法中也明确提出，若中小型企业参与了卡特尔或者其他限制竞争的活动，那它们是不可能得到豁免的，因为任何类型的企业所施行的卡特尔行为没有办法提高效率，反而与自由市场的基本准则相违背。我国反垄断法并未体现这一点。

3．第四项所规定的豁免，涉及实现节约能源、救灾救助、保护环境等社会公共利益方面。它存在的问题在于，这些条款使得我国《反垄断法》需要面临主观的解释，增加了法律适用中的不确定性以及相应的法律解释成本。

4．第五项豁免涉及经济不景气，为缓解销售量严重下降，或者生产明显过剩的情况。事实上，市场调节在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具有基础性地位，这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所以笔者认为：市场的问题，最好让市场来解决。以欧盟的反垄断法为例，欧盟并没有特别确定的条款允许组建卡特尔，以此来对付产业的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当然，欧共体过去也曾允许经济危机下卡特尔的存在，前提是这些卡特尔可以通过有秩序地减少产能的方法为企业实现结构调整提供直接的解决方案。然而，这项豁免背后所蕴含的理念已经过时，欧洲委员会将不会再豁免危机卡特尔。

5．第六项涉及对出口卡特尔的豁免，如为保障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正当利益的情形。不过这种串通行为只针对出口市场，它不太可能对我国市场造成反竞争效果，因此也就不太可能会遭到《反垄断法》的禁止。另外，即使该行为在我国市场上造成了反竞争效果并对我国消费者造成了损害，要保留这项特殊待遇（即豁免这类行为）似乎也并不容易。因为，即便我国反垄断法豁免这种出口卡特尔，不代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法也会豁免我国的出口卡特尔。例如，一旦我国赦免国内对外出口企业的出口卡特尔行为，外国可能没有办法针直接对我国企业采取执法行动，但只要是这些从事出口卡特尔的企业在国外拥有子公司或者资产，它们就会立刻遭到当地竞争法律的制裁，而无视我国《反垄断法》已豁免了这些企业。可见，这项豁免规定并无存在的必要。

6．第七项豁免是关于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从社会本位观所维护的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目标看，这项规定有可能会削弱法律对“垄断协议”的制裁，有可能会被用来服务于与竞争政策毫不相干的目的。该规定既可能违反了《反垄断法》自身关于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等目标，也有可能增加守法企业的困难，因为这些企业难以判断哪些活动在将来有可能变成不合法。笔者认为，一部法律（尤其是一部具有禁止和强制性质的法律）应当让其约束的对象容易读懂，而且容易遵守。如果企业仅仅因为不清楚国务院或者其他最新规定的变化，从而不经意间触犯了《反垄断法》，这其实不利于反垄断执法工作。所以，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应当尽可能清晰，避免交叉引用其他法律法规，尤其要避免交叉引用那些经常变动的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