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拍国际2009秋季拍卖会的一组青铜佛造像，还未上拍场便引发了关于佛教初入中国时间限度的深入思考和热烈争论。该组佛像乍一看并不起眼，但是仔细观察，它们身上所承载的丰富的历史信息，所携带的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密码，都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和玩味。

此组造像由十二件大小不一的造像组成，反映佛祖释迦牟尼历经重重困难最终悟道成佛的过程。其中普度众生、说法讲道等场景造像由佛本生故事衍生而来，场面并不华丽，故事情景主题明确，保有早期佛教的原始韵味。

    关于中国的佛教传入，传统的观点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明帝夜寝南宫，梦见金人，身长丈六，飞绕殿庭，顶佩白光。次晨，汉明帝询问众位大臣，博士傅毅奏道：“西方有神，其名曰佛，正如陛下所梦。” 明帝听罢，信以为真。于是便派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多人出使天竺、拜取佛法。行至大月氏国，正好遇到在当地传教的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永平十年汉使梵僧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跋山涉水，回到洛阳。根据这段记载来看，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得到政府的承认与崇奉，在中国形成一定规模，可以说是始於汉明帝之推崇的。然而从博士傅毅的言论又不难断定，佛教的传入并非始于汉明帝，而是在此之前已为人所识。所以傅毅方知释迦之形象，并以此为据为明帝解梦，可见早在明帝之前，佛教就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了。

    曾参与世界惟一佛指舍利考古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韩伟即认为佛教传入开始于秦。他在《佛教传入中国应在秦始皇时代》一文中阐述，“按照佛教发展史，在佛灭度一百年后，阿育王在公元前4世纪统一印度，把供奉在八个国家的佛舍利分送到世界各地，其时在中国历史上是战国中期。阿育王与晚出的秦始皇相距150余年，两位伟大人物对历史的影响现在或许仍有低估，到秦始皇统一东方时，处于两大文化圈之间的中国西部地区应该已有佛教传播了。”“东方史圣司马迁写就的《史记》中有秦始皇‘禁不得祠’的明确记载，它与‘明星出西方’等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从语言学上看，‘不得’就是佛陀的音译，‘不得祠’就是佛寺。秦始皇下令禁止佛寺，足见佛教在当时社会的普及。”秦代佛寺已经盛行，佛像的施造与供奉也便顺理成章。

    另外，国内佛教界认为，鸡足山是佛教禅宗的发源地，两千多年前，也就是中国的西汉时期，释迦牟尼大弟子迦叶入定云南鸡足山华首门，奠定了它在佛教界的崇高地位。由释迦牟尼大弟子入定鸡足山的时间来看，佛教之初入中国至迟当在西汉时期。

    虽然拥持以上佛教传入理论者言之凿凿，但没有出土或传世实物为证的理论未免苍白无力。此组佛像之青铜铸造工艺、抛光、打磨痕迹，乃至场景构思都具有典型的秦汉时代风格，而人物的造型特征又与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广汉三星堆铜人一脉相承，显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根据铜质、工艺等种种迹象，推测此组佛像至迟铸造于西汉。这一独特的早期佛造像，造型特征、场景设计带有原始宗教气息，而反应的确是佛本生故事。恰恰为上述缺乏例证的论断提供实物依据，强有力地佐证了佛教于秦汉时期或更早传入中国的历史真实性和合理性。

    细品此组佛像不同场景的布局和人物的行为、表情，与秦汉及更早时期川滇地区本土宗教祭祀等相关场景有些许相似之处。诸佛面相相似，宽脸圆颌，粗长眉、大眼外鼓、鼻翼宽阔，高鼻梁，阔口紧闭。佛之脸型、五官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蜀汉三星堆出土黄金面罩与戴金面罩的铜人以及云南博物馆藏青铜器人俑装饰的面部特征极为相似，当为相同地域文化晕散的结果。佛教文化在传入中国初期阶段与本土文明结合，以此提高其在当地的影响力是正常而必然的。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出土的大眼睛铜人可能有几种身份，其中一种可能是萨满一类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可能是一个叫做鼓蒙的一群很特殊的人，掌握着较高的文化，但是眼睛是失明的。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释迦牟尼佛同样被人们认为是神，如本土的神灵一样，要接受人们的膜拜和供养。于是，古人在铸造外来神像的时候，便将以往对于本土之神的理解以及铸造习惯、经验加以延续和推广。由此看来，该佛像极有可能是川滇地区继三星堆文化之后与外界交流的产物。

从佛教向中国传播的途径看，此类早期造像产生于川滇地区也是具有成熟历史条件的。佛教在向世界传播时，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印度北部传入中亚地区，然后通过中亚，西域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蒙古等。这些地方的佛教统称为北传佛教；另一条是从印度向南传入斯里兰卡、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和中国西南地区，这些国家（地区）的佛教就统称为南传佛教。 

川滇地处东亚、东南亚、南亚和青藏高原的交接处，亚洲的几条主要河流经此地分向不同的方向，因此川滇历来就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通道，是各种文化交汇的地方。早在3000年前（相当于西周时期），川滇先民们就已开通了我国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两条从云南、贵州和两广等地通往沿海和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古蜀人通过这两条通道，加强了与外界的密切交流联系，不但输出了蜀地的特产——蜀布和邛竹杖，同时也带回了南亚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南亚的特产。政治、经济往来的频繁势必伴随着文化的交流。战国至秦汉时期已经在印度、缅甸广为流行的佛教随之传入中国西南地区也是不言而喻的。考古工作者在乐山柿子湾东汉崖墓中就发现了两尊石刻佛像。有学者认为，这些佛像具有明显的犍陀罗艺术形式与风格，“似为外来文化直接影响下的产物”。上述四川地区发现的位于“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年代极早的佛传遗迹，决非偶然，而恰是南传佛教经由“南方丝绸之路”将触角伸入川滇的力证。

即使如此，史学界却从未发现早于东汉的佛像实物。该组造像无论从铜质、工艺还是形制上看都属于早期佛像无疑，此类早期佛像面部及姿态特征带有典型西南青铜铸造风格，推测其为南传佛教进入川滇初期与当地本土宗教斗争、融合，互相影响的产物。然而该像内部残留范土，土质疏松带沙。铜质棕黄中略泛青，打磨时留下细但规整的痕迹，铸造稍显粗糙，风格古拙豪放等特征，为秦汉冶铜及铸造风格，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该组西汉佛像的浮出于世，不仅证实了南传佛教早于东汉传入川滇的事实，使人可窥见西汉乃至更早川滇地区佛教的传播状况，更改写了佛教初入中国的传统历史观念，为人们更进一步研究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提供了珍罕的素材。

  总之，正是南传佛教的传入及早期佛教的潜移默化，才使汉代中国得以出现类似尚存地方原始宗教特征的佛造像。跨越历史的沟壑、岁月的阻隔，未朽的西汉佛本生故事场景造像正以自身的真实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故事向世人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