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与以往我在财税法领域强调宪政、民主和法治有所不同，旨在突出财税法的财产法属性。也是为了突破纯粹从私法角度界定财产法的观念，开始关注财产法的公共之维，强调财产关系的纵向保护，进而将财税法纳入广义财产法的体系，促进和谐社会进程中的纳税人财产权的全面保护。

 一、财税法何以成为一种财产法？

 “财产法”一词通常在私法意义上使用，它所调整的是私人（纳税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因此，所谓的财产法，主要是指“私有财产”法。不过，纳税人的私有财产仅有私法保护远远不够，还需要公法的有效保护。私法调整私人横向财产关系，实现私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它以民法为主体。公法则规制纵向财产关系，保障私人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平衡，它以财税法为主体。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对纳税人财产权的完整保护，进而反映现代财产法的全貌。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人挣到一百万元人民币的时候，这笔财富并不完全是其私有财产，它还必须依法在纳税人与政府之间进行分配，税后财产才算是真正的私人财产。此时，税法就是在调整纵向财产关系。它虽然确认政府有课税权，但同时要求政府遵守税收法定主义和量能课税原则，并通过法定的程序赋予纳税人抵制非法课税的权利。既然如此，税法当然也是一种财产法，它是从消极的角度保护纳税人私有财产的法律。

除此之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都是财产，都应该受到财产法的平等保护。公有财产从何而来，公有财产怎样运营和管理，公有财产如何分配，这些既是典型的财产法问题，也是地道的财税法问题。财税法关注财政收入的取得、使用和管理，本身就是在关注公有财产，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在关注纳税人的私有财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整个财税法都可归入财产法的体系。

众所周知，财政收入主要有三个渠道，即税收、国有资产收益以及公债。国有资产收益，无论是国有企业利润，还是国有土地收入，或是国有资产转让收入，都是基于特定财产权而获得的收益。公债意味着借贷，代表着政府债务，也是一种财产关系。如果政府借债不还，或者不按时付息，就是对债权人财产权的侵犯。而一旦借债成功，在短期内又会增加政府的财产。因此，将国有资产收益法、公债法归之于财产法是无可厚非的。

税法与财产法从形式上看似乎没有联系，其实不然。在民主和法治社会中，税法既是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工具，也是纳税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手段。税法虽然不能积极促进纳税人财产的增值，但它可以通过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以实现对纳税人私有财产权的消极保护，故也不失为一种广义财产法。更何况，税收收入的增加，本身就是增加了政府的财产。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此消彼长，在税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财政支出其实就是对公有财产的处分，目的是为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这种处分包括财产权在各主体间的转移，如从政府的一个部门转移给另一个部门，从上级政府转移给下级政府，从政府转移给私人，也包括财产的加工、消费或减损。财政支出固然会受到公共政策的多方面规制，但是，其中有关对公有财产的处分仍然需要遵循财产法的一般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支出法也是一种财产法。

财政管理法更是一种典型的财产法。财政管理的对象就是政府财产。实务中所谓的国有资产管理，主要是指非货币性财产的管理，包括财产的产权界定、产权登记、价值评估、资产转让和纠纷处理等。而所谓的国库管理，则主要针对货币性财产。因此，财政管理法其实就是政府财产法。尽管其与私法意义上的财产法有所区别，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具备财产法的一般共性。

当然，按照这个逻辑，在广义财产法体系中，宪法、刑法、行政法等也有一席之地。毕竟，它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保护财产权。只不过，它们与财产法的联系远不如民法、财税法紧密。特别是，从财税法的角度研究公有财产保护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财产法要拓展其公共之维，将其调整范围延伸到公有财产领域，必须侧重于与财税法的交叉研究。

二、财产法意义上的财税法改变了什么？

从财产法的角度观察财税法，除了换一个视角看世界之外，能给财税法带来什么新思维？如果不能带来什么新东西，只是满足于纯粹的换位性描述，那就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了。我们认为，在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导下，财税法有必要更多地强调协商与合作，而不是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对抗。将财税法定位为一种财产法，而不是侵权法，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

法学对财政现象的关注是从税收开始的。从税收到预算，再到其他财政现象，这大致反映了财税法学兴起和发展的脉络。从制度发展的轨迹看，财税法也是以“税收法定主义”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在现代税收国家中，由于税收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占有绝对比重，由于税法在财税法体系中规则最为健全。因此，对税法的理解会影响到整个财税法的定位。

法学之所以最先关注税收，是因为早期人们认为，税收意味着财产牺牲。确实，从表面上看，税收不能还本付息，不直接对应公共服务，也不是占用公有财产的租金。因此，如果不是因为法律的强制，征税似乎没有任何名义。从这个角度而言，税收表现为一种对纳税人财产权的侵犯。故税法也就成为一种“侵权法”，成为政府合法侵犯纳税人财产权的依据。

然而，将税收理解为政府对纳税人财产权的侵犯，容易触发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对抗，激起纳税人对政府征税的抵触情绪。而一旦将税法定位为“侵权法”，也会影响到整个财税法的属性。毕竟，在现代税收国家中，税收占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财政行为都是以税收为基础的。因此，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有必要换一个角度理解财税法，逐步消除其对抗性。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曾经指出，税收是文明的对价。确实，纳税虽然造成纳税人财产的直接减少，但是政府也在为纳税人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这可能又导致一些纳税人财产的直接增加，如福利补助、灾难救济等就属于此类，或者为纳税人创造财富提供治安、国防、金融稳定、物流通畅等外在环境。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纳税人向政府纳税，也是其获得一定经营权、自由权的代价。最起码，在税收国家中，纳税人无需服劳役，营业自由也有保障。

以上结论虽然主要出自宪法视角，但同样可以从财产法的角度得到论证。从财产法的角度理解财税法，可以矫正政府与纳税人之间财产关系的对抗性，以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协商与合作的现代财税法律文化。这在于：

第一，税法不是侵犯纳税人财产权的法律，而是保护纳税人财产权的法律。经过严格程序和互动参与制定的税法，一方面满足了政府的正当财政需求，另一方面也将过分和非法的税收排除在外。因此，这是一种对纳税人财产权的消极保护。

第二，如果政府是合法的、正义的，政府依法获得财政收入，就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最起码，纳税人纳税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牺牲，或者毫无代价的奉献，而是获得政府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对价。和纳税人一样，政府也有自己的利益，政府也应该拥有财产，否则就无法履行公共职责。正因为如此，只要符合比例原则和法治要求，政府有权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收入。

第三，公有财产有特定的目的，应当满足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只要确实是政府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所需，就有必要配备相应的财产。公有财产不能用于满足政府官员个人消费。过度地将私有财产从纳税人手中转移到政府，不仅会导致社会财富的浪费，而且会使政府逐渐丧失其正当性。所以，无论是财税法还是财产法，都应当平等地保护好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

第四，除了一般财产法上的要求之外，公有财产保护还有其特殊性。例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财产不得用于营利，公用事业单位提供水、电、煤气时可以收费，但只能以弥补成本为限。再如，非经营性公有财产转为经营性，公有财产的拍卖、变卖、减损等，必须经过行政审批；财政资金的划拨、转移支付等，还必须列入预算并经过立法机关审批。

第五，在追求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纳税人应当理性看待财税现象。纳税人一方面让渡财产给政府，另一方面又从政府获得相关的公共服务，甚至包括直接的财产给付。政府之所以能够分享私有财产，除了宪法所赐权力之外，主要是因为其需要履行宪法承诺，即保护纳税人财产权、保护人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是这种财产法上的协商与合作关系，才会促使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

当然，财产法意义上的财税法仍然离不开宪政、民主、法治。宪政确立一种良好的权力制衡机制，民主意味着公民有权参与决定国家事务，法治强调法律对权力的控制，强调纳税人依靠法律治理国家。只有具备这些基础，财产法的公共之维才有可能凸显，并进一步与财税法在理念上相互交融，从而将财税法纳入广义财产法的体系。